柴沫之死：一段被尘封的往事迷雾

编者按：柴沫，本名厉全起。1941年夏日，鉴于党内普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端，为深化对中国问题的探讨，中共中央毅然决定设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由陈伯达担任主持职务，或据称毛泽东亦兼任主任，柴沫则是该研究室的重要成员。在开展大生产运动期间，柴沫亦曾肩负起为中央领导同志安排劳动与生活的重任。

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记载，1972年11月4日和12月5日，毛泽东在两份关于柴沫情况的信件摘报上作出批示：“纪、汪妥善处理。”他进一步指出：“似不应予以除名。（既已逼人至死，岂能再行开除？）”其中，“纪”指的是纪登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汪”指的是汪东兴，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信中提及的柴沫，曾在延安时期服务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且是毛泽东的秘书。在自杀前，柴沫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秘书长以及党委副书记。

1962年，柴沫随田家英所率的农村调查团队抵达湖南。团队基于实地考察，向中央如实汇报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并力主推行“包产到户”政策。此举导致田家英与柴沫等人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1966年，“文革”爆发，陈伯达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对柴沫进行了批判，指责其为“田家英的追随者”，并声称其推行所谓的“秘书长专政”。随着“文革”的深入，对柴沫的批判亦日益加剧。1966年9月4日，在遭受隔离审查的绝望中，柴沫选择了自杀。此后，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亦宣告解散。

上述反映柴沫情况的两份来信摘报及毛泽东的批复，一份见于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11月3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270号，摘报说：原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班郭冲等八人及该院原秘书长柴沫的妻子王若林写信给毛主席，信中说，1966年5月，陈伯达曾三次来院讲话，说柴沫不听他的话，不走他的门子；陈伯达还勾结关锋、戚本禹等，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柴沫打倒，从此大会批斗、小会追逼，白天监督劳动、黑夜轮番审讯，使柴沫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很大的折磨，乃至被迫自杀。后来经过对柴沫的历史和他生前全部工作的反复调查，证明他是党的一个好干部。现在陈伯达已揪出两年多，该院学习班也办了一年零七个月了，可是对陈伯达迫害柴沫的罪行还没有得到清算，对柴沫本人也未作出正确的结论。为此，写信人恳请毛主席责成有关部门为柴沫平反，恢复名誉，并作出正确的政治结论。第二份来信摘报，见于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12月2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858号，摘要说：王若林11月30日来信，她对毛主席的批示表示无比感激，军代表也已向她传达了关于柴沫问题的结论，肯定柴沫是受陈伯达等的迫害，同时又指出柴沫因系自杀，不够党员的条件，应受到党内除名的处分，而王若林认为柴沫是在陈伯达等的逼迫下被迫自杀的，并非是他畏罪于党，故不应给予党内除名的处分。显然毛泽东是同意王若林的意见的，他还愤愤地发问：“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按理说，有了毛泽东的明确批示，柴沫问题的处理似乎应该不成问题了，然而一直到了“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柴沫的骨灰安放仪式。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主持仪式，原研究院副院长胡绳则在悼词中揭批了陈伯达的罪行，正式为柴沫申冤昭雪，恢复名誉。

不熟悉柴沫，怎惊动主席？

柴沫，本名厉全起，诞生于1917年9月，浙江慈溪县厉家村（现为慈溪市掌起镇所辖）一个朴实的农家之中。

柴沫早年家境贫寒，初中仅读了一年便随族叔来到上海，在一间烟纸店开始了学徒生涯。尽管他心中对学业有所不甘，却依然在辛勤劳作之余，夜以继日地阅读，直至深夜。长时间的昏暗灯光下阅读，使得他的视力严重下降，成为了高度近视。然而，对书籍的热爱促使他四处搜寻进步读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引起了当时“左联”作家金灿然（后担任中华书局负责人）的注意。金灿然便安排他成为了一名负责销售“左联”出版物的报童，这样他便能随时随地阅读“左联”作家的著作。此外，柴沫还对世界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许多青年都热衷于这门旨在实现人类大同的语言。由于对世界语的倡导者柴门霍夫的敬仰，他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柴沫。

在上海刻苦攻读不足一年，柴沫便因生活所迫，返回故里投身农业劳作，其间亦曾在乡间小学担任教职。1936年，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宁波各界亦相继成立救国会，柴沫亦积极参与其中。抗战爆发后，他投身宁波的抗日宣传队伍，并着手组建战时流动宣传队，致力于抗日宣传。1937年冬日，柴沫抵达延安，随即踏入陕北公学的大门，从此开始系统研习马列主义理论。次年1月，柴沫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被分配至毛泽东的办公室工作，负责管理图书、抄写文稿、搜集资料等事务。1941年夏日，为纠正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严重倾向，深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由陈伯达主持（亦有说法称毛泽东兼任主任），柴沫成为该室的核心成员之一。在大生产运动期间，柴沫亦承担起安排中央领导同志劳动与生活的重任。

在充当毛泽东秘书的岁月里，柴沫深受其言传身教的影响。他勤奋工作，刻苦钻研，思想觉悟与写作技艺均得到了显著提升。

抗战胜利后，柴沫离开延安，奉命随中央大队向东北进发，抵达承德后，任热河省研究室主任。当时，他曾细致地了解了受日军残暴统治达13年之久的当地人民的疾苦，在省委领导下执笔起草了《热河省发动群众的指示》。毛泽东看到这份文件后，批示“此指示适用于东北全境。”不久，柴沫被调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秘书处长，同时兼任研究室主任。鉴于当时塞北林西蒙区蒙汉民族因敌伪残余势力的挑拨，民族纠纷频发，柴沫常深入该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并著成《内蒙人民解放的道路》一书，该书揭露了敌伪残余势力的罪行，阐明了蒙古族人民的奋斗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津宣告解放之际，柴沫被任命为天津市军管会办公厅的秘书处处长。随后，他随同主力部队南征，转任中共湖南省委的秘书长一职。广东解放后，他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要求部分老干部投身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领域，于是前往广州，担任广州铁路局的副局长。到了1956年，他又被调任铁道部科技局局长。在此期间，他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试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根本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投身于祖国的科技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9年，柴沫踏入了中央党校的殿堂，开始了一段求知之旅。然而，由于工作的迫切需求，他在学习未及圆满完成之际，于1961年，在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的举荐下，转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秘书长一职。这一时期，恰逢“大跃进”运动的负面影响初露端倪，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中苏两党亦陷入了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研究室肩负起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任，其工作之繁重不言而喻。虽然陈伯达担任主任，但他分身乏术，实际运作则由副主任胡绳和田家英共同主持。柴沫作为秘书长，兢兢业业地处理研究室日常事务，尽职尽责，成为田家英的得力助手，极大地缓解了他的工作压力。

柴沫在中苏论战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他的领导下，研究室同仁共同编撰了《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等系列资料。此外，他还深度参与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等著作的编选工作。

1962年二月末，紧随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毛泽东同志为了深入了解《六十条》在农村的执行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特地指示田家英同志组织一支调查小组，前往湘潭的韶山、湘乡的唐家坨以及宁乡的炭子冲等地展开实地调查。田家英同志遂与柴沫同志一同担任领队。然而，此次调查的反馈并未达到毛泽东同志的预期。

调查组成员马仲扬在《难忘的调查》以及丁伟志的《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等回忆录中记载，1962年2月底，田家英再次率领调查组前往湖南，旨在考察《六十条》发布后农村的实际情况。此次调查地点精心挑选，分别是湘潭的韶山冲——毛泽东的故乡，湘乡的唐家坨——毛泽东外祖父的故里，以及宁乡的炭子冲——刘少奇的家乡。调查组成员主要由农村工作部和政研室的干部构成，同时还包括了来自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办公厅的少数人员，总计17人。他们的名单包括：农村工作部的王录、裴润、王涵之、罗贞治、刘显谦；政研室的柴沫、高禹、李洪林、郭冲、丁伟志、张作耀、孙启佑、宋士堂；红旗杂志社的张先畴、张凛；人民日报社的萧风；中办的金石；以及一直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田家英和逄先知。当调查组抵达武汉后，在东湖宾馆的梅花岭别墅，毛泽东、王任重、谢富治曾亲切会见全体组员。毛泽东手持名单，逐一呼唤名字。当点到柴沫时，他感慨地说：“柴沫，老朋友了！你在延安时曾在我的办公室工作，还负责过我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在艰难时期表现得很出色。”然而，在点名结束后，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评论道：“看来这批人都是知识分子啊！”

调查队伍抵达韶山后，随即兵分三路全面展开工作。韶山大队由柴沫担任组长，裴润担任副组长；湘乡大坪大队（即唐家坨所在的大队）则由高禹出任组长，萧风担任副组长；宁乡炭子冲大队的领导则由王录担任组长，张凛担任副组长。而田家英则肩负起在韶山统筹全组调查任务的重任。

在调查过程中，社员们普遍表达了实施“分田到户”的迫切愿望。经过深思熟虑农民群众的诉求，田家英等人认为，《六十条》虽已改善了生产与生活条件，却未能从根本上破解农村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亦未能有效激发农民的生产热情，更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根本恢复与增长。

随后，调查组在报告中详细呈现了农民们迫切的需求，并坚信若能准许他们如此行动，“将能精心耕作，不出两三年便恢复生产”，“粮食产量将提升，家庭副业亦将迅速壮大，社员将得以饱餐，征购任务亦能圆满完成，政府亦能采购到所需物资”。报告亦强调，这体现了农民恢复生产的急切愿望，“绝非资本主义问题”，“不可仅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来解释”。

不久，田家英和逄先知赴上海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组则暂由柴沫主持。据逄先知后来回忆：在上海，田家英把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和炭子冲三个点的调查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和陈云，并把炭子冲的报告寄给了在北京的刘少奇。三人对此的反应立即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陈云称赞了报告，认为“观点鲜明”；刘少奇也认为很好；毛泽东则很冷漠。毛泽东在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报告之后，当即明确表态说：“我们坚持走群众路线，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不可盲目迎合群众，比如在推行包产到户时，就不能仅仅听取群众意见。”

尽管田家英等人尚未察觉到问题的紧迫性，他却误以为自己在农村推行多种所有制恢复农业生产的构想获得了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赞同。于是，田家英返回北京后，便着手在湖南的调查基础上，拟定《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草案，并指示政研室另行组建两个调查小组，分别前往东北和山西进行调研。这两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和省委对“包产到户”持有明显的抵制态度，并公开发出反对和抵触的声音。

柴沫在政研室严谨地传达了田家英的指示。当时，他坚信中央已原则上赞同在部分区域推行“包产到户”的政策，但鉴于影响的广泛性，决定派遣调查组深入两地进行详细调研。最终，高禹率队前往山西，而王忍之、张作耀、马仲扬等则随柴沫赴东北（抵达长春后，王广宇亦加入其中）。据马仲扬回忆：“柴沫要求我们每到一处，无论听闻或目睹，都必须立即连夜撰写报告，并及时发送至北京，上报田家英。”然而，未曾料到，这竟成为“罪”上加“罪”的导火索。

在调查组进驻湖南期间，田家英特地邀请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中办财经组组长梅行，亲自前往韶山向调查组传达中央当时制定的《休养生息二十条》。梅行指出，中央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困难尚未充分显现”，“目前尚未触及谷底”，并强调“需做好思想准备”。为此，中央决定在“重灾区”对“包产到户”现象暂不予以纠正。随后，田家英委派柴沫派人前往安徽无为县考察该地“包产到户”的实际状况。此后，田家英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调查》一文发表在中央办公厅的《简讯》上。“文革”期间，这篇文章成为了田家英等人的一大罪状，被指责为“恶意攻击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狂热鼓吹资本主义复辟”的证据。据逄先知回忆，当调查组在东北进行调查之际，毛泽东再次对田家英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他回到北京后未修改《六十条》却专注于推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并决定由陈伯达负责为中央起草《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文件。随后，在北戴河会议（即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以及稍后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主张进行了严厉批评，大谈“阶级斗争”，并提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潜在危险。尽管当时毛泽东尚未公开批评刘少奇等一线中央领导人，但他已公开且严厉地批评了田家英，并指责他“把持政研室”。由此可见，田家英自此已完全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在此前后，正在东北开展调查的柴沫突然接到了田家英的电话，要他们立即结束调查返回北京。获悉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之后，柴沫等感到事情突然，不明白中央为什么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此后，田家英不再负责政研室的工作，柴沫则做了一次自我检讨。据丁伟志事后回忆：“没有人预料到，四年后，从田家英到柴沫，乃至我们这些追随他们的人，竟会一同陷入这场灾难的深渊。”另据王力回忆，1962年北戴河会议对“三自一包”进行批判，主要针对的是陈云，田家英也遭到了牵连。与此同时，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柴沫，也遭到了冷遇。

1964年春季，正值中苏论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相关意见，决定将原有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进行扩建与重组，易名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该研究院的职责是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展，其核心研究方向集中在“两史一中心”——即中国共产党历史、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院的院长一职仍旧由陈伯达担任，而副院长则包括胡乔木、周扬（同时兼任党委书记）以及胡绳。此外，柴沫身兼秘书长与党委副书记的双重职务。值得注意的是，陈伯达、胡乔木、柴沫三位成员都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与此同时，田家英的名字并未出现在该机构的领导班子名单之中。

自研究院成立以来，首要的重大举措便是柴沫领导研究团队赴通县高各庄参与“四清”运动，此行动历时自1964年10月至1965年8月。随后，柴沫着手组建批判小组，着手撰写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

自1965年12月起着手筹备，至1966年2月，研究院大批判组遵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称《二月提纲》）的指导原则，撰写了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红旗》与《人民日报》。其中，由柴沫与洪廷彦等人依据胡绳的指导所撰写的《论海瑞》一文，在《红旗》编辑部完成排版后，作者柴沫等人认为“批判的基调较为温和”，遂请求撤回稿件，然最终未能获准。

在此期间，柴沫在所有事务上均向院长陈伯达进行汇报与请示。但就在5月9日，陈伯达莅临研究院，当众对柴沫提出批评，指责其推行“秘书长专政”，称其“攀附田家英”，并指责其“唯中宣部之命是从，不顾己见随意撰文，不遵从其指导”。

实则，知情者陈伯达预感“文革”的风暴即将来临，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已遭受批判，而《二月提纲》亦将被废除。至于研究院大批判组基于《二月提纲》精神所发表的批判文章，其责任不应由身为院长的他承担，而应由与田家英关系密切的柴沫来承担。于是，陈伯达亲自前往研究院“点燃”战火。“点火”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撇清与自己的关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整顿门户。在陈伯达的煽动下，研究院对柴沫及其所谓的“柴沫一小撮”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批斗，大会小会不断，导致柴沫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了极大的摧残。

1966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扩大会议上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之际，亦将田家英列为批判之列。彼时，田家英已被暂停职务进行反省。22日午后，安子文负责处理田家英案，与王力一同前往田家英位于中南海的居所。随即，安子文指出田家英犯有错误，需进行检讨，并暂时停止工作，即中止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及处理来信来访的职责。田家英身边存有众多毛主席的文件与手稿，安子文要求他转交给戚本禹。翌日，即5月23日，田家英不幸自尽。

王力回忆称，5月23日清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讨论关于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的组织处理事宜之际，汪东兴忽然接到一通紧急电话，脸色顿时凝重，急忙跑向主席台，向周恩来总理汇报：田家英不幸自杀。周恩来总理闻讯后，立刻派遣安子文、王力和戚本禹火速赶往现场。王力回忆道，彼时田家英已经不幸离世，“他饮尽一瓶茅台酒后上吊自尽，事前已将公务员遣散，并安排了众多琐事，诸如熨烫衣物、取衣等，预计需时良久方可返家。他自己反锁了房门，公务员返回时无法开启，最终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破门而入，将田家英放下，已然无救”。王力继续回忆道：“我深知毛泽东曾对田家英出言不逊，但在我参与的各类大小会议，以及与他个人的多次交流中，并未听闻他提及田家英一句贬低之词。我对他的情感是深厚的。我坚信，毛泽东定是对田家英抱有怀念之情，对于田家英的离世，他内心的痛楚必定难以言表。我不认为他对田家英的那些气话，就是最终的定论，也不认为那是不可更改的。”

田家英离世三个多月后，柴沫亦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毛泽东对于柴沫的逝世深感痛惜，以至于在事隔多年，他仍然气愤地反问：“竟至于逼人至死，岂能仅以开除了事？”